书院并不单纯是一种人格化的图像，还是一种具有庄严感和神圣感的物象。作为人格化的图像，它也不仅仅是一个个勤奋上进、自强不息的苦行僧的学子的象征，它还应该是许许多多睿智、热情、雄辩、渊博、循循善诱、诲人不倦的师长的象征。比如周敦颐、二程、朱熹、王阳明这样一些学术大师、文化大师;；作为物象，它是教育、文化和学术的象征，是知识的宝库，是礼仪和祭祀的圣地。
扬州梅花书院封火墙
单个书院，往往和一些伟大的名字或者著名的事件结合在一起。
尼山书院和孔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;濂溪书院和周敦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;东坡书院和苏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这些书院属于纪念性书院，它和被纪念者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，而被纪念的人往往是一个时代社会的道德和文化巨擘，因此，书院的形象和名气都因这个名字而得以提升。另外一些非纪念性书院，情形又有不同。它或者本来没有什么大名气，或者原本只是小有名气，由于一些学术大师和文化大师的参与，或者干脆就是由于著名文人或学术大师的创建，书院从此声誉卓著，享誉海内。比如: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就是因为张、朱熹等大师参与修建、管理或讲学而声震寰宇;嵩阳书院就是因为由程颢创建，程颐、程颢对书院学术和教育工作的直接参与，而名噪一时;鹅湖书院就是因为朱熹、吕祖谦、陆九龄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，而使书院名闻遐迩。
扬州梅花书院院舍，已经过几代改造
书院虽然有像朱熹、王阳明这些高水平的，几乎影响后世所有中国文化人的精神的大师，但是，由于中国书院数量太多，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毕竟很少，很多书院教师的水平大多只能算是差强人意，教学水平也极平常，更谈不上什么教学特色。因此，对书院的认识，显然存在着一个时代标准和区域的标准问题。在书院不景气和文化不景气的时代，书院的整体形象也就好不到哪儿去;在经济和文化贫困的区域，书院的水平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除非出现特殊情况，比如某位大师或名人，因为官场失意，被贬谪或流放到某个贫困或蛮荒之地，而他的意志并没有被消磨，他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并没有泯灭，于是创办书院，进行文化启蒙和思想启蒙。这样的书院，水平当然不会差。比如贵州修文县的龙岗书院，就是明代哲学家、理学大师王阳明在受宦官刘瑾迫害，贬为贵州龙场驿臣后创建的。龙岗书院不仅是王阳明课徒讲学之所，还是王阳明悟道之处。龙岗书院虽然处在万山丛荆之中，到处是蛇虺魍魉、蛊毒瘴疠，其条件之艰苦、环境之恶劣，可以说创下了中国书院之最，但是，就是这么一座简陋无比的书院，却在中国书院和中国哲学发展史上，乃至于在中国人性发展史上，写下了辉煌的篇章。
梅花书院院舍扶梯
由于时间的过滤，也由于统治者对不同书院的不同态度，许多书院由于政治、文化和学术资源的相对匮乏而在教育和文化的竞争中被淘汰，从而也就被历史所遗忘;另一方面，一些历史比较悠久、实力比较雄厚的书院，由于统治者和地方势力的支持，也由于政治、文化和学术资源的相对丰沛，不仅很好地存活了下来，而且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——虽然是曲折的发展。因此，当书院研究者和教育研究者在对中国书院进行评估时，很自然地，往往就更多地关注于这样一些书院。也因为此，人们对这些经历过历史潮水淘洗的书院的印象，往往是正面多于负面。
石芸轩书院内“思无邪”亭。在它的旁边还有一座小亭，曰“学而思”，皆得名于《论语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