忧患与尚实的精神
五峰书院丽泽祠构筑在天然石洞中，是明代学者应典于正德年间创建，祀陈亮、朱熹、吕东莱三位学者，故俗称为“三贤堂”
中国历代书院的创立者或主持者，大多是失意的官宦或文人，大多经历过人生的荣辱贵贱的变故。因此，他们对人生有着深切的感受，对社会自然就充满着关切与忧患之情。书院在很多时候只是他们的灵魂的避风港，一旦风云变幻，获得朝廷召唤，他们就将义无反顾地再入仕途，为朝廷分忧解难。所以他们非常关注时世，身在书院，心在宫阙。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，除了和生徒一起“探性理之要，询治道之原”之外，他们也将这种忧患之情、入世之心，传授于生徒。东林书院是这方面的典型。他们反对清谈，崇尚实学，“往往讽议朝政，裁量人物，朝士慕其风者，多遥相应和”，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，为儒学的社会化和实体化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浙江乌镇立志书院大门
奋进与坚忍的精神
书院自创立起，就一直处在一种与官学、私学的竞争中，更常常处在朝廷和官学巨大的压力之下。宋时，理学流派纷起，学术气氛相对宽松，特别是南宋时期，代表考亭学派的朱熹、代表婺学的吕祖谦、代表象山学的陆九渊和代表湖湘学的张等，各自树起自家的学术旗帜，利用书院作为舞台，互相切磋，互相争鸣，使书院呈现出繁盛的局面。可是，到明代前期，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。由于明代自太祖朱洪武起，重视官学，提倡科举，并且将程朱理学提到与孔孟同等的地位，使普天下呈现出“家孔孟而户程朱”的局面。程朱理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，同时也成为科举衡文的标准。不仅如此，朝廷还针对科举考试作出强制规定，凡参加科举考试者，必须具备官学身份。这样一来，从体制上说，书院本身已经变成一种在科举体制外循环的多余机构，对大多数生徒来说，它已经失去存在价值和意义;再加上这个时候的书院，由于政治的干预，已经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可以探讨，其原有的学术活力也就不复存在了，书院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别的更好的命运，只能在尴尬的境遇中枯萎、衰落下去。虽然有些书院得以存活，但是，原初的书院概念已经改变，书院其实成了挂着书院招牌的官学。
立志书院坐落在古色古香、风景宜人的乌镇，这里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曾经生活过的地方
在一百多年的漫漫长夜中，书院智慧的烛光一直没能驱散笼罩在明代前期文化上的黑暗，但是，书院的文脉并没有因此而断绝。书院奋进与坚忍的精神也没有因此而断绝。回想当年，在南宋时期，中国书院也曾一度遭遇困窘和荒废，由于朱熹、张等硕学鸿儒的努力，荒废的书院，如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，全部得到恢复，新的书院也大量出现。到明代中期，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，王阳明、湛若水及其门人一面创立新说，一面恢复旧的书院，创办新的书院，使中国书院再次出现高潮，达到空前繁荣的局面。尽管王阳明和湛若水不断遭到政敌们的诽谤，受到来自最高层的打压，他们那种公然挑战正统的程朱学说的思想甚至多次被视为歪理邪说，他们也从来没有退缩，仍然是一往无前。从嘉靖到天启年间，朝廷曾多次下令毁禁书院，而且许多书院也确实遭到了毁禁的命运。比如:嘉靖十六年(1537)，湛若水和王阳明的书院就曾被皇帝下令拆毁，次年，吏部尚书许赞再次上书，竟然要“毁天下书院”;万历七年(1579)，权倾一时的张居正担心学者和生徒“聚党空谈”，毁掉了应天府等书院64处;天启年间，阉党魏忠贤更是变本加厉，不仅毁坏东林书院，而且残害书院的多位主持和主讲。
立志书院依河而建，出门便可登船，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
可以说，每一次毁禁几乎都会上演一幕幕惨烈而悲壮的故事。但是，书院的主持者或创立者从来没有泄气，更没有放弃，而是把加倍的热情投入到书院的建设中去。不仅像王阳明、湛若水这样的大师，即使是一些不太有名的学者，或者王派或湛派的门人，也都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，把书院建设当成自己的事业。像浙江永康的五峰书院、青田的混元书院、韶州的明径书院、万安的云兴书院、栗阳的嘉义书院、泾县的水西书院、广德的复初书院等，就是王阳明的门人在书院历次遭受禁毁之后所建。从书院建而毁、毁而建的这种历史的遭际中，我们分明可以看到掩藏在这一历史背后的某种东西:一种任何惰性与破坏的势力无法抵御的力量，一种代表“中国脊梁”的不屈的奋进精神。
石马书院位于浙江永嘉，坐北朝南，建筑在一山岩上，结构独特，小巧玲珑
（转载自微信号“话说古建筑”）
